次日，顾枕戈进入博雅书铺的时候，周鹤鸣已经在二楼的窗边等了有一会儿了。
顾枕戈今天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大衣，衣领竖著，帽檐压得很低，那双露在外面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眼下是一片浓重的青黑，像一夜之间老了十岁。
他迈步上楼，木质的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，让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来这里时的模样。那时他还在上学，景兰辞走在前面，他跟在后面，手里捧著一摞刚挑好的旧书，景兰辞偏过头跟他说“这家铺子的书比別处全”的时候，语气里还带著点小小的得意。
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……
二楼的走廊很窄，头顶只有一盏蒙了灰的白炽灯泡，周鹤鸣站在窗前，他穿著一件灰布长衫，背影清瘦，脊背却挺得笔直。
可当他看清来人是顾枕戈时，那挺直的脊背猛地颤了一下，指尖捏著的书页也被捏出了褶皱。
虽然他没和顾枕戈打过交道，但他是认识顾枕戈的，周鹤鸣看著眼前之人那双死寂般的眼睛，声音有些乾涩地开口，“明漪……是不是出事了？”
顾枕戈没有应声。他从大衣內袋里掏出那个防水袋，递给了他。
周鹤鸣的目光落在那只袋子上，伸出手將其拿过来的瞬间，指尖触到了一片冰凉，整个人都跟著晃了一下。他拉开拉链，取出里面的胶捲，黑色的塑料外壳完好无损，连一道划痕都没有。
周鹤鸣缓缓闭上眼，问道，“他走的时候，有没有说什么？”
顾枕戈张了张嘴，缓了好几秒，才把那些字从喉咙里挤出来，“他说，他给爸爸报仇了。”
周鹤鸣微微一震，两行清泪从紧闭的眼缝里无声地滑了下来，顺著脸颊的皱纹往下淌，“他是他父亲最骄傲的儿子，也是我见过最好的学生。”
周鹤鸣把胶捲妥帖地放进贴身內袋，抬眼看向顾枕戈，目光里带著沉重的敬意，“顾处长，这份情报能送出来，你功不可没。组织上，会永远记著。”
顾枕戈摇了摇头，“我不需要谁记著。”
他要的从来都不是什么铭记。他要的，是那个穿著月白长衫的少年，能笑著从黄浦江里走出来……
可他要的，再也不会有了。
“顾处长，明漪他，一直都信你。”周鹤鸣看著他眼底的死寂，声音放轻了些，“从四年前，他就信你。信你心里装著这个国家，信你会守著这座城。以后的路还长，你多保重。”
顾枕戈没有应声。
他转身走到楼梯口，脚步停留了片刻，背对著周鹤鸣问出了最后一句话，“周先生，那个新世界......真的会来吗？”
“会来的。”周鹤鸣看著他的背影，声音坚定得像钉在地上的桩，“我们都相信。”
顾枕戈点点头没再说话，迈步下了楼梯。他明白，这个『我们』之中，也包括了景兰辞。
出了书铺，他去见了景夫人，景夫人早已出了院，出院后在景兰辞的安排下住进了徐家匯一个带小院的房子里，这里空气好，有利於病人的后续康復。
小院並不大，但很温馨，院中栽了一株玉兰树。景夫人的精神比之先前在医院还要好上不少，可今天却不知怎得，面容有些憔悴。
据周妈说，景夫人自从昨天晚上就心神不安，夜里惊醒了好几次，问梦见了什么也不说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
见到顾枕戈过来，景夫人勉强露出一个笑来。
顾枕戈终究还是瞒下了噩耗。
景夫人的身子还需要静养，经不起半点刺激，更受不住丧子之痛。他只能编一个最稳妥的谎，说景兰辞接受了一个任务，去了外地，路途遥远，战事紧张，不能常写信，也没法回上海，千叮万嘱託他好好照顾母亲。
他又请了两个手脚麻利、性子稳妥的护工，专门负责日常起居和饮食照料；还跟公济医院的托马斯医生签了长期的出诊协议，每周固定两次上门问诊；甚至连景夫人爱听的越剧唱片、爱读的线装书，顾枕戈都採买了许多，整整齐齐摆在了书房的书架上。
这天，顾枕戈照例去看景母，见景夫人正坐在院中的藤椅上，看著开得正好的白玉兰，红了眼眶，轻声说了句：“兰辞小时候，就最爱景公馆后院的玉兰树，总让僕人摘了花给我插瓶。”
顾枕戈站在一旁，指尖狠狠攥紧，他压下喉咙里的腥甜，笑著递上一杯温好的枇杷水：“伯母，等兰辞回来了，你们母子俩想种多少玉兰都可以。”
他转过身去修剪花枝，背对著景夫人的那一刻，他眼中的泪水终於忍不住地砸在了泥土里，融进了玉兰树的根须间。
他替景兰辞守住了他最牵掛的人，可他却永远失去了那个想守一辈子的人。
——
周鹤鸣在拿到胶片的当天下午，中共上海站的秘密电台就启动了。
昏暗的阁楼里，周鹤鸣和两位译电员轮班作业，把那一卷胶捲里的四十七页日文绝密文件一页一页地放大、翻译、整理，每整理完一段就让发报员立刻发出。
发报员的手指按在电键上，指尖敲得红肿却不敢停。四十七页的作战计划，被拆分成几十段加密密电，用不同的频率、不同的时间间隔，一点点发往延安。
与此同时，另一份完整的胶片副本，被缝进了棉袄的夹层里，交给了年仅二十一岁的交通员小陈。他扮作走亲戚的苏北乡下人，揣著这包比命还重的胶片，登上了开往南京的绿皮火车。
火车沿途要过三道日军封锁线，每一次停车盘查，小陈都弯著腰，捂著胸口剧烈地咳嗽，掏出一张偽造的良民证，用一口地道的苏北话跟宪兵赔笑，说自己得了肺癆，咳了三个月，要去南京找大夫看病。
日军宪兵嫌恶地捂著鼻子挥手让他快走。七天后，胶片终於送到了南京。
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的情报破译处，灯火通明地连轴转了三天三夜。日语翻译、军事分析员、作战参谋，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密室里，把四十七页胶片一帧帧翻译分析。
当完整的作战计划呈现在桌上的时候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“三个月灭亡华国”。
这是一份精確到小时、精確到经纬度的屠杀计划。每个师团的登陆地点、每条进攻路线的推进速度、每座城市的轰炸目標，甚至化学武器的投放区域、燃烧弹的使用批次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
他们甚至已经算好了华国军队的溃败速度，算好了国民政府投降的大致日期。
“狂妄。”一位老参谋把菸头狠狠摁灭在菸灰缸里，“真以为我们是泥捏的？”
统帅部的作战室里，巨大的军事地图铺满了整面墙。几个高级將领围在地图前，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標註著日军计划的登陆地点和进攻路线。
“吴淞口、川沙、白龙港、金山卫……”一个中將用笔尖点著地图上那几个被红圈標註的位置，“日本人的胃口不小，四个方向同时登陆，想把我们的主力一口吃掉。”
“金山卫。”一个少將指著地图最南端的位置，“这个地方地势平坦，滩涂开阔，適合大规模登陆，但守备力量最薄弱。日本人选这个地方，是做过功课的。”